康熙皇帝玄燁南巡四經(jīng)寶應——揚州歷史情緣
康熙是清圣祖愛新覺羅•玄燁的年號。由于明清帝王在位時基本上僅用一個年號，所以后人通常用年號作為這兩朝皇帝各自的代稱。康熙八歲即位，親政后除鰲拜、平三藩、統(tǒng)一臺灣、鎮(zhèn)壓叛亂、驅(qū)逐入侵，先后作出一系列穩(wěn)定局勢、維護清人一統(tǒng)天下的重大舉措。展現(xiàn)出一代能君開創(chuàng)盛世的雄才大略。雖然大興“文字獄”等，使他背上惡名，但他重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獎勵墾荒、停止圈地，用靳輔等治理黃河，減輕水患，保證大運河暢通，幾次親臨治理黃河工地，并六次南下江南江浙一帶巡視，留下不少讓人津津樂道的故事。
康熙曾四次路過和駕臨寶應。我們從史籍和方志中理出頭緒，錄下他在這方土地上的行蹤。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玄燁第一次南巡，“隨從者僅有三百余人，一路上不設行宮，一切供應均由朝廷直接開支，嚴禁地方官借此派科擾民。”如此輕裝簡從，不事張揚，從他首次出巡便形成定例。地方上的準備和接待若過分奢侈，便會遭到拒絕。玄燁不但不打“下不為例”之類的官腔，而且堅決不去受用，還給予逢迎者們嚴厲的批評，甚至下令拆除那些豪華鋪張的設施。他在南巡日記中寫道：“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jīng)寶應、高郵等處……”他的御舟及其船隊，正是在上述氛圍中經(jīng)過寶應，沿古運河一路南下的。由于動靜不大，因而縣志中看不到與此有關的文字。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春，玄燁第二次南巡。途經(jīng)寶應時，船隊停泊在（老）西門外運河堤坡碼頭。其時邑人喬萊因在京屢干河事遭饞毀，而罷職回鄉(xiāng)。玄燁聽說喬萊息影縱棹園中，蓄家伶一部，籍以聲色自娛。這位年輕的帝王便動了欣賞昆曲的雅興。即召喬萊帶領戲班至行在（御舟中）演出。表演的劇目為喬萊親自編導的《耆英會傳奇》。劇情寫的是北宋神宗年間，王安石主持新政后，呂惠卿之流打著變法的幌子，竭力擴大個人權(quán)力，與王安石分庭抗禮，最終為兩派所唾棄。喬萊以司馬光敗于黨爭自比，諷刺諸奸，貶斥當時一二執(zhí)政者。演出非常成功，贏得玄燁的贊賞，當場恩賜主要演員管六郎銀項圈一只，從此喬萊家班即榮獲“賜金班”的美名。詩云：“新詞演出繞梁音，消得君王便賜金。”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春二月，玄燁奉皇太后南巡，鑾駕至寶，即舟停泊于（老）西門碼頭，知縣張哲率眾在河邊恭迎。邑人朱經(jīng)也列其中。他“親睹穆穆之容，不勝踴躍。”作《南巡圣德詩》一篇，記述這次玄燁駕臨寶應之時，官紳們迎接圣駕的情況。
同年夏季，湖水漫漲，特大洪澇災害威脅淮河下游千萬民眾的安全。玄燁匆忙出京，先看望維護黃河大堤的官員，繼而來到洪澤湖察勘，然后經(jīng)山陽（今楚州）縣北的末口入射陽湖。乘坐的小船沿固晉口、安豐、射陽一帶查看。在山陽、寶應、鹽城三縣交界處，他舍舟登岸，親自用水平儀測量水情。在南巡日記中寫有這樣的文字：“朕留心河務，體諒已久，此來沿途出經(jīng)艦首，審視黃河之水……今朕親閱下河到海口及射陽湖一帶填淤之處……”經(jīng)過調(diào)查研究，使他了解到，由于黃河水位高于洪澤湖，洪水倒灌入湖，抬高了洪澤湖的水位，致使里下河各州縣頻頻受災。因此，他下旨“治河以疏浚河道為首要，要求兩岸筑堤，約束河水。”經(jīng)過這位皇上多次實地指點精心謀劃，治河工程逐步收到成效，水患得到了控制。其實，十多年前邑人喬萊甘冒風險上《四不可疏》，以及一次次地廷議廷爭，對康熙皇帝的影響是不小的。他能夠把黃淮的治理當作至關重要的大事，他能夠以身作則、腳踏實地地數(shù)次親臨治水的第一線，留下“精于河務”這種相當于水利專家的美好聲譽，不能說和喬萊等人沒有關系。
還有一事可以證明康熙皇帝緣系寶應，那就是邑人王式丹被御筆點元，成就了一位白頭老翁的功名。據(jù)陶金如先生的《王式丹年譜》載，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玄燁南巡江浙（正月十六日出京，三月十五日回宮）。途中會試錄至，皇上即向巡撫宋犖詢問會元如何人，當他得知王式丹乃是早就享譽詩壇的老名士，是可以無愧于天下的今日第一流人時，龍顏大悅，當即傳旨特賜王式丹等人殿試。四月五日，讀卷大臣集文華殿共同閱卷，將閱定的前十本呈送欽定，玄燁詢問會元卷的名次，當他得知王式丹排名第五時，即命取第五卷審閱。看后大加獎許，問眾人這樣“文字絕好”的卷子為何不排第一？眾人見皇上已明明白白地表態(tài)，便紛紛跟著說好。等到玄燁問“此人作狀頭，天下人服否？”皆對曰：“無有不服者。”于是王式丹便被定為第一甲第一名，成為有清一朝年齡最長的狀元。
寶應與康熙皇帝有緣，是因為這方水土這方人在他的心目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使得他在日理萬機之余，把情感傾注在這里。今天，我們沿著運河坡和射陽湖尋覓這位帝王的當年行蹤，總覺得他的足跡深深地印在歷史的泥土中，永遠也不會被歲月的流水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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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曾四次路過和駕臨寶應。我們從史籍和方志中理出頭緒，錄下他在這方土地上的行蹤。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玄燁第一次南巡，“隨從者僅有三百余人，一路上不設行宮，一切供應均由朝廷直接開支，嚴禁地方官借此派科擾民。”如此輕裝簡從，不事張揚，從他首次出巡便形成定例。地方上的準備和接待若過分奢侈，便會遭到拒絕。玄燁不但不打“下不為例”之類的官腔，而且堅決不去受用，還給予逢迎者們嚴厲的批評，甚至下令拆除那些豪華鋪張的設施。他在南巡日記中寫道：“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jīng)寶應、高郵等處……”他的御舟及其船隊，正是在上述氛圍中經(jīng)過寶應，沿古運河一路南下的。由于動靜不大，因而縣志中看不到與此有關的文字。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春，玄燁第二次南巡。途經(jīng)寶應時，船隊停泊在（老）西門外運河堤坡碼頭。其時邑人喬萊因在京屢干河事遭饞毀，而罷職回鄉(xiāng)。玄燁聽說喬萊息影縱棹園中，蓄家伶一部，籍以聲色自娛。這位年輕的帝王便動了欣賞昆曲的雅興。即召喬萊帶領戲班至行在（御舟中）演出。表演的劇目為喬萊親自編導的《耆英會傳奇》。劇情寫的是北宋神宗年間，王安石主持新政后，呂惠卿之流打著變法的幌子，竭力擴大個人權(quán)力，與王安石分庭抗禮，最終為兩派所唾棄。喬萊以司馬光敗于黨爭自比，諷刺諸奸，貶斥當時一二執(zhí)政者。演出非常成功，贏得玄燁的贊賞，當場恩賜主要演員管六郎銀項圈一只，從此喬萊家班即榮獲“賜金班”的美名。詩云：“新詞演出繞梁音，消得君王便賜金。”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春二月，玄燁奉皇太后南巡，鑾駕至寶，即舟停泊于（老）西門碼頭，知縣張哲率眾在河邊恭迎。邑人朱經(jīng)也列其中。他“親睹穆穆之容，不勝踴躍。”作《南巡圣德詩》一篇，記述這次玄燁駕臨寶應之時，官紳們迎接圣駕的情況。
同年夏季，湖水漫漲，特大洪澇災害威脅淮河下游千萬民眾的安全。玄燁匆忙出京，先看望維護黃河大堤的官員，繼而來到洪澤湖察勘，然后經(jīng)山陽（今楚州）縣北的末口入射陽湖。乘坐的小船沿固晉口、安豐、射陽一帶查看。在山陽、寶應、鹽城三縣交界處，他舍舟登岸，親自用水平儀測量水情。在南巡日記中寫有這樣的文字：“朕留心河務，體諒已久，此來沿途出經(jīng)艦首，審視黃河之水……今朕親閱下河到海口及射陽湖一帶填淤之處……”經(jīng)過調(diào)查研究，使他了解到，由于黃河水位高于洪澤湖，洪水倒灌入湖，抬高了洪澤湖的水位，致使里下河各州縣頻頻受災。因此，他下旨“治河以疏浚河道為首要，要求兩岸筑堤，約束河水。”經(jīng)過這位皇上多次實地指點精心謀劃，治河工程逐步收到成效，水患得到了控制。其實，十多年前邑人喬萊甘冒風險上《四不可疏》，以及一次次地廷議廷爭，對康熙皇帝的影響是不小的。他能夠把黃淮的治理當作至關重要的大事，他能夠以身作則、腳踏實地地數(shù)次親臨治水的第一線，留下“精于河務”這種相當于水利專家的美好聲譽，不能說和喬萊等人沒有關系。
還有一事可以證明康熙皇帝緣系寶應，那就是邑人王式丹被御筆點元，成就了一位白頭老翁的功名。據(jù)陶金如先生的《王式丹年譜》載，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玄燁南巡江浙（正月十六日出京，三月十五日回宮）。途中會試錄至，皇上即向巡撫宋犖詢問會元如何人，當他得知王式丹乃是早就享譽詩壇的老名士，是可以無愧于天下的今日第一流人時，龍顏大悅，當即傳旨特賜王式丹等人殿試。四月五日，讀卷大臣集文華殿共同閱卷，將閱定的前十本呈送欽定，玄燁詢問會元卷的名次，當他得知王式丹排名第五時，即命取第五卷審閱。看后大加獎許，問眾人這樣“文字絕好”的卷子為何不排第一？眾人見皇上已明明白白地表態(tài)，便紛紛跟著說好。等到玄燁問“此人作狀頭，天下人服否？”皆對曰：“無有不服者。”于是王式丹便被定為第一甲第一名，成為有清一朝年齡最長的狀元。
寶應與康熙皇帝有緣，是因為這方水土這方人在他的心目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使得他在日理萬機之余，把情感傾注在這里。今天，我們沿著運河坡和射陽湖尋覓這位帝王的當年行蹤，總覺得他的足跡深深地印在歷史的泥土中，永遠也不會被歲月的流水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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