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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8月，經胡適和俞平伯介紹，朱自清來到清華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任教，并參與該校大學部的草

　　當時，“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在大學中文教學中并沒有地位。先生力倡改革，主張將新文學納入清華中文教學內容。他撰文發表意見：“現在一般研究國學的人，他們總以為只有自己從事的國學是學問的極峰。他們自己的國學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們回答：經史之學，只有經史之學！你看，他們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寬了多少？左右是在古史料里打圈兒！不想研究這么多年的國學，還只在老路上留戀著！”他強調：“我盼望最近的將來多出些現代研究的專家，這是我們最不可少的！而更要緊的，先要打破那正統國學的概念，改變那崇古輕今的風氣；空冒無益，要有人做出幾個沉重的例子看看才行！”

　　當時的清華，中文系的地位相當可憐，教員多是長袍馬褂、滿口“之乎者也”的老夫子，與留過洋、氣宇軒昂的其他系的教授相比，總覺低人三分。這種小媳婦的地位與清華原為留美預備學校、對中文不很重視有關，更重要的則在于中文系的辦學宗旨、教學方針、課程設置已落后于時代。

　　1928年，清華學校正式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設立文、理、法三個學院。楊振聲先生出任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楊先生到清華就職的第二天，拜訪了朱先生。在朱自清居住的小屋里，他們切磋辦學宗旨、培養目標、教師配備、課程設置、改革方向等問題，談得非常默契。他們為中文系確立了一種全新的現代教育思想和教學理念，這就是“古今融匯、中西貫通”。

　　楊振聲先生曾在文章中回憶：“國文系學生添設比較文學與新文學習作，清華在那時是第一個。國文系的學生必修幾種外文系的基本課程，外文系的學生也必修幾種國文系的基本課程，中外文學的交互修習，清華那時也是第一個。這都是佩弦先生的倡導。”

　　朱、楊兩先生之所以大力進行中文系教學改革，一方面是清華大學中文系抵拒新文學的現狀；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們就讀北大以來，受了多方面的影響，激發了改革創新的強烈愿望。

　　就朱先生而言，對其影響最大的，是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進行的改革。蔡先生主持北大后，倡導思想自由，容納不同學派，網羅各派學者，促進了學術民主、百家爭鳴的風氣。在蔡元培推動下，北京大學一改陳腐、沉悶的風氣，成為一所充滿生機與活力的高等學府。胡適也在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他用西方的學術觀念和研究方法重新去考察中國哲學史，令人耳目一新。北大兼容并蓄的方針，使得新舊兩派學者得以并存，各以所長滋潤著莘莘學子，為在北大求學的朱自清日后從事教育活動和學術研究打下了深厚基礎。

　　朱自清不僅參加愛國學生運動，而且陸續參加了“平民教育演講團”、“北大校役夜班”及平民夜校，向工友講解時政、傳授文化、呼吁愛國，這段經歷使他意識到新文學、白話文在大眾教育中的巨大作用，對他的文學創作、教育活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朱先生有在江浙一帶任教的經歷。他在教學實踐中深深了解到廣大學生對新文學的渴求。他在課堂上講解新文學，將文言作文改為白話作文，課余輔導學生成立“詩社”和“文學社”，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這段時期，朱自清與葉圣陶、俞平伯、劉延陵四人創辦了《詩》刊，推動新詩的發展。他所作的白話長詩《毀滅》，開風氣之先，被譽為新詩中的《離騷》。1923年，先生與俞平伯寫了同題散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被譽為“白話美術文的模范”。

　　為了貫徹自己的主張，堅持中文系的改革方向，先生經過認真準備，于1929年在清華大學開了兩門新課：“中國新文學研究”與“歌謠”。這兩門新課的推出，特別是前者，像一聲春雷，在舊國學的營壘中炸開了缺口，開出了燦爛的新文學花朵，影響深遠。

　　當時距“五四”已有十年，新文學運動已經歷了它的倡導和開創時期，各種文學體裁都出現了許多作者和作品，贏得讀者的愛好，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但當時還沒有人對這個階段的歷程做過系統的回顧和總結，更沒有人在大學講壇上開過這類性質的課程。朱自清開設這樣一門課，是真正用歷史的眼光、科學的態度，全面、客觀地對新文學進行評價，并在沒有任何積累、借鑒的基礎上獨立判斷各種紛紜復雜的文學現象和作品，再把它拿到大學講壇上講授，這確實需要非凡的膽識和艱苦的勞動。王瑤先生說它“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是帶有開創性的，它顯示了先驅者開拓的足跡”。

　　先生的“新文學研究”課，內容新鮮，貼近現實。開講之后，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燕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也在學生的要求下請他去兼課。

　　半個多世紀后，有學者回憶當時的情景：在師大，這門課安排在周六下午，這個時間上課，在當時是很稀罕的。平時就有人逃課，何況是周末。加之又是選修課，學生上與不上，聽隨自便。出乎意料的是，這門課受到學生的普遍歡迎，選修的同學特別多，于是校方只好把授課地點安排在禮堂。一個學年，從頭至尾，座無虛席。

　　在“歌謠”這門課中，先生將內容整理得十分豐富，既有縱向歷史線索的描述，又有橫向歌謠門類的劃分以及歌謠在各地區的分布及自身的藝術技巧等等，征引極博。古代與現代、傳統與西方，在這里得到充分的融合。在當時保守的中國文學系學程表上顯得突出而新鮮，很能引起學生的興味。

　　然而，開設這樣的新課程，卻觸動了保守派的神經。朱自清為之受到輕視、譏諷、排擠，各種各樣的論調都有。首先面臨著他所在的中文系的壓力。在一個特別講究國學的環境里，只有古文、音韻、訓詁才被看作學問，只有背誦《十三經》，在線裝書中“翻跟頭”才能被看作學問家。而倡導和講授新文學的創作和研究，突破了考據與索引的樊籬，很難被視為學問，甚至被視為沒有國學根基與功力之人的嘩眾取寵行為。先生是謹慎認真的人，在清華大學任教授和系主任時唯恐綆短汲深，力不勝任。在倡導新文學研究和教學的同時，他還在傳統的國學領域一爭短長，參與競爭。繼“新文學研究”課程之后，他連續推出“陶詩”與“李賀詩”兩門新課，并潛心撰寫了《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與《李賀年譜》。這兩篇專著是關于古代詩人的行年考證，被行家學者稱為“所見良是”、“足解眾紛”。

　　學術研究和成果顯示了朱先生深厚的功底，使他成為一名知名學者，但他對中文系的課程設置、教學組織、教員選聘，仍堅持貫徹全新的教學宗旨，倡導學與術并重。在重視基礎的同時，強調寫作與文藝創作的訓練。為此，在高年級開設了高級作文課，包括小說、散文、詩歌等，先生承擔了白話散文部分的教學任務。

　　開放、創新的教學方針，使清華大學中文系在全國高校中自成一格。朱先生擔任清華中文系主任，時間長達十六年之久，直至病逝。

　　“古今融匯、中西貫通”的教學理念，由于朱先生的身體力行，也由于時代的發展，逐漸為人們所接受。令人欣慰的是，1985年復建的清華大學中文系，秉承了朱先生等前輩師長所開創的學風，緊密結合多元化的時代特征，走出了一條文理結合、中西融匯、古今貫通的全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