邗溝十三變——京杭大運河史話
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為北上伐齊，稱霸天下，于公元前486年開鑿邗溝，《左傳》載：“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水經注》云：“自廣陵北注樊良湖（又作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支、射陽二湖。”樊良湖即今高郵湖，博支湖在今廣洋湖南。吳王邗溝稱“邗溝東道”，全長170公里。邗溝的貫通使射陽迅速崛起，漢初成為項伯的封邑“射陽國”，后國除為射陽縣。
至東漢末年邗溝東道淤塞，航船不通。建安二年至五年（197—200）廣陵太守陳登將廣陵郡治移射陽，使射陽城更加繁榮擴大。至今此地留有“九里一千墩”大規模的漢墓群。他從樊良湖向北穿渠至寶應津湖，再向北達馬瀨（白馬湖），北經中瀆入山陽池至末口（淮安）入淮河。這就是三國時蔣濟《三洲論》所說的：“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新開渠稱夾耶渠，又稱“邗溝西道”。此為邗溝第一變，史稱“陳登穿溝”。漢射陽縣東晉改山陽縣，隋改楚州，南宋又改淮安縣。古末口在今淮城鎮新城北辰坊，今雖湮塞，立有牌坊。寶應當時為平安縣，縣城平安在津湖北岸。
晉代河道淤塞，東晉永和年間陳敏先疏通揚州向南的通江河道，又筑永和溝貫通樊良湖與津湖，此為第二變。因津湖廣闊浪大，興寧年間又于湖之南、北口順東沿開二十里興寧渠，航船不再入津湖，此為第三變。
南北朝時期政局混亂，航道失修，宋謝靈運《西征賦》云：“發津潭而回邁，逗白馬以憩舲；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津湖達白馬湖之間又淤塞不通，航船重新向東繞行射陽湖，此為第四變。白馬湖達射陽湖支渠亦名夾耶，后稱黃浦溪。
隋朝統一中國以后，寶應境內統一為安宜縣，縣城仍在平安。《隋書•文帝紀》載：“開皇七年（587）夏四月，于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這實際上是把春秋邗溝東道向南拉直，河道路線為從揚州茱萸灣向東達江都宜陵，向北經樊川達高郵三垛，再向北入寶應射陽湖，向西北經山陽末口入淮，此為第五變。此河又叫山陽河，后稱運河東道。
至隋煬帝楊廣則做了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開鑿大運河。以東都洛陽為中心，向東北開永濟渠達涿郡（今北京），向東南開通濟渠達盱眙，轉淮河入邗溝達揚州，又自京口（今鎮江）開江南河入余杭（今杭州），這條巨大的“人”字形隋運河全長近5千里。煬帝運河之淮揚段并沒有利用文帝的山陽瀆，而是重新打通并進一步拉直邗溝西道，史稱“大業邗溝”，此為第六變。在我縣境內此河既經過了平安，又經過漢白田村（即今天的寶應城）。《通鑒•隋紀》載：“煬帝大業元年（605），發淮南丁夫十余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樹以柳。”白田得交通之利，迅速發達起來，成為“安宜勝地”。
沒有大運河，就沒有今天的寶應城。大業邗溝從寶應穿城而過，唐初開國功臣尉遲恭在河上架起了孝仙、廣惠兩座大拱橋（后稱大新橋和小新橋）。當年橋下可通行漕運大船，橋高如峻嶺，大新橋兩邊臺階各44級，儲光羲詩云：“十里次舟楫，二橋通往來”，如雙虹臥波，奇景佳絕。但如今只剩下一條不足兩米寬的城市河，這難道真是當年寬闊的大運河嗎？
五代十國連年兵禍，白馬湖向北的中瀆又淤塞不通，至北宋邗溝由白馬湖向東經黃浦溪達固晉口入射陽湖再北上入淮，此為第七變。宋代邗溝改稱運河，高郵的樊良湖改稱甓社湖，寶應境內的夾耶渠改稱宋涇河，孝仙橋改稱嘉定橋。宋《元豐九域志》載：“宋涇河南接清水湖，北入白馬湖，統稱運河。”
南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黃河在陽武決口，洪水南下，奪淮入海，至清光緒二十五年（1900）黃淮水患連年不絕，史稱“縱黃奪淮七百年”。其后淮河下游堵塞，洪水經洪澤湖、白馬湖南下，寶應運西成了行洪走廊，產生幾個新湖。宋元時期寶應境內的運河變成了一個連一個的湖泊，夾耶渠河道變成了湖道，從南向北依次為津湖、新開湖、氾光湖、清水湖、白馬湖，中間三個湖都是新生湖泊。為保河東糧田，南宋于淮揚間加固東堤360里。
元代黃河下游借淮入海，元世祖忽必烈將隋運河裁彎取直，從淮陰北上徐州、濟寧、聊城、德州、滄州達天津轉大都（北京），全長1782公里，這是元朝的經濟命脈，也是今天的京杭大運河。但在寶應境內元代河道與宋相同，《通考》載：“宋元河道其由南向北者，自高郵樊良湖入寶應境界首、新開、氾光、清水諸湖，穿城入宋涇河，過廣惠、嘉定二橋，入白馬湖，過黃浦溪入射陽湖達山陽境。”元代將津湖改稱界首湖。
至明朝黃淮水患日益加劇，明初河道由白馬湖入清水、氾光諸湖，不再穿城經宋涇河，此為第八變。當時氾光湖西接天長、盱眙，浩瀚無邊，無風三尺浪，有風浪滔天，風波特別險惡，經常翻船。然而這條線路又是朝廷的經濟命脈，“國家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于京師，率自瓜儀閘進，歷高寶而北出清口（淮陰）”。所以明代朝廷為保漕運，不斷進行“劃湖為河”的工程。洪武九年（1376）朝廷采用寶應老人柏叢桂建議，發淮揚丁夫五萬，筑高寶湖堤六十余里以捍風浪。洪武二十八年（1393）又從柏叢桂言，自懷樓至界首湖外筑堤開越河40里，運道不再經新開湖，此為第九變。
明永樂十三年至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筑氾光、寶應、白馬湖長堤以度牽道（這里首次將白馬湖的南片稱為寶應湖）。弘治三年（1490）刑部侍郎白昂于高郵北杭家嘴至張家溝開40里康濟河。萬歷十三年（1585）從總漕都御史李世達建議，開寶應越河。又從寶應南門外向南開36里越河直達氾水新鎮（老鎮范水在運西，已沉氾光湖底），次年河成，萬歷皇帝賜名“宏濟河”，運道不再經氾光湖，此為第十變。
萬歷十七年（1589）河臣潘季馴以原湖堤為東堤，從寶應至黃浦又筑西堤20里截湖為河，北接通濟河，運道不再經白馬湖，此為十一變。
萬歷二十六年（1598）從劉東星議開界首月河十余里，運道不再經界首湖，此為十二變。至此，南至界首，北至黃浦，寶應八十里運河完全與湖分開。
萬歷四十一年（1613）又于宏濟河東開北月河130丈，南月河150丈，以殺河怒平水溜，行船始能確保安全，此為第十三變。
清初洪澤湖吞沒了泗州城，寶應也水患連年。
民國年間運河失修破敗不堪。建國后國家對運河進行了拓寬整治，面貌一新。如今中國政府要將京杭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2007年9月26日揚州隆重舉辦了“中國揚州世界名河名城博覽會”。國興則河興，京杭大運河在唐代處于最穩定順暢的時期，而中國只在盛唐時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宋代黃河奪淮以后直至民國，大運河可謂多災多難。建國后大運河重新走向穩定與繁榮，也迎來了中華民族的再次復興。隨著運河申遺的成功，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一定能趕超美國，重新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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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東漢末年邗溝東道淤塞，航船不通。建安二年至五年（197—200）廣陵太守陳登將廣陵郡治移射陽，使射陽城更加繁榮擴大。至今此地留有“九里一千墩”大規模的漢墓群。他從樊良湖向北穿渠至寶應津湖，再向北達馬瀨（白馬湖），北經中瀆入山陽池至末口（淮安）入淮河。這就是三國時蔣濟《三洲論》所說的：“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新開渠稱夾耶渠，又稱“邗溝西道”。此為邗溝第一變，史稱“陳登穿溝”。漢射陽縣東晉改山陽縣，隋改楚州，南宋又改淮安縣。古末口在今淮城鎮新城北辰坊，今雖湮塞，立有牌坊。寶應當時為平安縣，縣城平安在津湖北岸。
晉代河道淤塞，東晉永和年間陳敏先疏通揚州向南的通江河道，又筑永和溝貫通樊良湖與津湖，此為第二變。因津湖廣闊浪大，興寧年間又于湖之南、北口順東沿開二十里興寧渠，航船不再入津湖，此為第三變。
南北朝時期政局混亂，航道失修，宋謝靈運《西征賦》云：“發津潭而回邁，逗白馬以憩舲；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津湖達白馬湖之間又淤塞不通，航船重新向東繞行射陽湖，此為第四變。白馬湖達射陽湖支渠亦名夾耶，后稱黃浦溪。
隋朝統一中國以后，寶應境內統一為安宜縣，縣城仍在平安。《隋書•文帝紀》載：“開皇七年（587）夏四月，于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這實際上是把春秋邗溝東道向南拉直，河道路線為從揚州茱萸灣向東達江都宜陵，向北經樊川達高郵三垛，再向北入寶應射陽湖，向西北經山陽末口入淮，此為第五變。此河又叫山陽河，后稱運河東道。
至隋煬帝楊廣則做了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開鑿大運河。以東都洛陽為中心，向東北開永濟渠達涿郡（今北京），向東南開通濟渠達盱眙，轉淮河入邗溝達揚州，又自京口（今鎮江）開江南河入余杭（今杭州），這條巨大的“人”字形隋運河全長近5千里。煬帝運河之淮揚段并沒有利用文帝的山陽瀆，而是重新打通并進一步拉直邗溝西道，史稱“大業邗溝”，此為第六變。在我縣境內此河既經過了平安，又經過漢白田村（即今天的寶應城）。《通鑒•隋紀》載：“煬帝大業元年（605），發淮南丁夫十余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樹以柳。”白田得交通之利，迅速發達起來，成為“安宜勝地”。
沒有大運河，就沒有今天的寶應城。大業邗溝從寶應穿城而過，唐初開國功臣尉遲恭在河上架起了孝仙、廣惠兩座大拱橋（后稱大新橋和小新橋）。當年橋下可通行漕運大船，橋高如峻嶺，大新橋兩邊臺階各44級，儲光羲詩云：“十里次舟楫，二橋通往來”，如雙虹臥波，奇景佳絕。但如今只剩下一條不足兩米寬的城市河，這難道真是當年寬闊的大運河嗎？
五代十國連年兵禍，白馬湖向北的中瀆又淤塞不通，至北宋邗溝由白馬湖向東經黃浦溪達固晉口入射陽湖再北上入淮，此為第七變。宋代邗溝改稱運河，高郵的樊良湖改稱甓社湖，寶應境內的夾耶渠改稱宋涇河，孝仙橋改稱嘉定橋。宋《元豐九域志》載：“宋涇河南接清水湖，北入白馬湖，統稱運河。”
南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黃河在陽武決口，洪水南下，奪淮入海，至清光緒二十五年（1900）黃淮水患連年不絕，史稱“縱黃奪淮七百年”。其后淮河下游堵塞，洪水經洪澤湖、白馬湖南下，寶應運西成了行洪走廊，產生幾個新湖。宋元時期寶應境內的運河變成了一個連一個的湖泊，夾耶渠河道變成了湖道，從南向北依次為津湖、新開湖、氾光湖、清水湖、白馬湖，中間三個湖都是新生湖泊。為保河東糧田，南宋于淮揚間加固東堤360里。
元代黃河下游借淮入海，元世祖忽必烈將隋運河裁彎取直，從淮陰北上徐州、濟寧、聊城、德州、滄州達天津轉大都（北京），全長1782公里，這是元朝的經濟命脈，也是今天的京杭大運河。但在寶應境內元代河道與宋相同，《通考》載：“宋元河道其由南向北者，自高郵樊良湖入寶應境界首、新開、氾光、清水諸湖，穿城入宋涇河，過廣惠、嘉定二橋，入白馬湖，過黃浦溪入射陽湖達山陽境。”元代將津湖改稱界首湖。
至明朝黃淮水患日益加劇，明初河道由白馬湖入清水、氾光諸湖，不再穿城經宋涇河，此為第八變。當時氾光湖西接天長、盱眙，浩瀚無邊，無風三尺浪，有風浪滔天，風波特別險惡，經常翻船。然而這條線路又是朝廷的經濟命脈，“國家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于京師，率自瓜儀閘進，歷高寶而北出清口（淮陰）”。所以明代朝廷為保漕運，不斷進行“劃湖為河”的工程。洪武九年（1376）朝廷采用寶應老人柏叢桂建議，發淮揚丁夫五萬，筑高寶湖堤六十余里以捍風浪。洪武二十八年（1393）又從柏叢桂言，自懷樓至界首湖外筑堤開越河40里，運道不再經新開湖，此為第九變。
明永樂十三年至宣德七年，平江伯陳瑄筑氾光、寶應、白馬湖長堤以度牽道（這里首次將白馬湖的南片稱為寶應湖）。弘治三年（1490）刑部侍郎白昂于高郵北杭家嘴至張家溝開40里康濟河。萬歷十三年（1585）從總漕都御史李世達建議，開寶應越河。又從寶應南門外向南開36里越河直達氾水新鎮（老鎮范水在運西，已沉氾光湖底），次年河成，萬歷皇帝賜名“宏濟河”，運道不再經氾光湖，此為第十變。
萬歷十七年（1589）河臣潘季馴以原湖堤為東堤，從寶應至黃浦又筑西堤20里截湖為河，北接通濟河，運道不再經白馬湖，此為十一變。
萬歷二十六年（1598）從劉東星議開界首月河十余里，運道不再經界首湖，此為十二變。至此，南至界首，北至黃浦，寶應八十里運河完全與湖分開。
萬歷四十一年（1613）又于宏濟河東開北月河130丈，南月河150丈，以殺河怒平水溜，行船始能確保安全，此為第十三變。
清初洪澤湖吞沒了泗州城，寶應也水患連年。
民國年間運河失修破敗不堪。建國后國家對運河進行了拓寬整治，面貌一新。如今中國政府要將京杭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2007年9月26日揚州隆重舉辦了“中國揚州世界名河名城博覽會”。國興則河興，京杭大運河在唐代處于最穩定順暢的時期，而中國只在盛唐時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宋代黃河奪淮以后直至民國，大運河可謂多災多難。建國后大運河重新走向穩定與繁榮，也迎來了中華民族的再次復興。隨著運河申遺的成功，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一定能趕超美國，重新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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