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解密開國總理的高郵情緣 兩個侄兒曾在高郵中學讀書
近日，高郵市居民肖維琪先生讀周爾鎏回憶錄《我的七爸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不禁喜出望外，建國初期，高郵流傳過周恩來總理的一段親情故事終于得到了印證。當時傳說，周總理堂弟娶了高郵人馬士杰的女兒為妻，周總理的二伯母隨這位兒媳婦來高郵生活了好幾年呢！
家族二房、七房關系最近
周恩來留學得到二伯父資助
1939年，周恩來曾回祖籍浙江紹興，獲得周氏家族五世世系表，返回重慶后，交給堂弟周恩霔整理。建國后，周恩來的三弟周恩壽據此略有修訂。
據周爾鎏介紹，他的祖父周貽康，與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是嫡堂兄弟，分別屬家庭里的二房和七房。兩家不僅同時從紹興舉家前往淮安定居，而且同居一宅，位于淮安城中附馬巷七號，家人間關系親密，不分彼此。
周貽康是清末舉人，曾在江蘇巡撫陳夔龍處擔任總文案，進入仕途后，曾任直隸州的定州知州和鹽法道臺；民國時期，曾出任江蘇省督軍李純的顧問兼秘書。那時，他有比較穩定的收入，曾提攜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在身邊工作；周恩來當年出國留學，也得到二伯父周貽康的資助。在革命年代，周貽康夫婦及兒子周恩霔在京津、寧滬等地的住所成為周恩來的掩護寓所，周恩來曾多次在遇到危急情況時，到他家避難。周貽能當時更是常住他家，成為周恩來的秘密交通員。
周恩霔是“恩”字輩中最幼小的兄弟，比周恩來小10歲，“七爸因為常來我家，對我的父親言傳身教，愛護有加。后來，父親在七爸的影響下，也參加過革命工作。”
周恩來堂弟續弦高郵女子
抗戰爆發侄兒一家高郵避難
周恩霔一生結過兩次婚：原配蔡慶榮，祖籍安徽，家境出身為職員。她是一位美麗淑靜的少女，會彈鋼琴，并以流利的英語與人通信，還曾取英文名HeIen，約于1927至1929年在上海大同大學讀書時與周恩霔相識結婚，并育有一子，乳名愛寶，學名周爾鎏。
愛寶是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不幸遭遇喪子之痛后最早見到的周家嬰兒，故而對他鐘愛有加。而愛寶1930年底出生不久，生母便離開了人世。繼配馬順宜，是高郵開明士紳馬士杰的女兒。馬順宜與周恩霔也是在上海結的婚，育有一子一女，即周爾鋆、周爾美。
1938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時期，上海成了“孤島”。1939年1月，周恩霔撤離上海，取道香港等地直奔重慶，并由葉劍英協助安排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和國防部三廳，在郭沫若麾下工作。他所聯系的工作對象包括司法界、文藝界和歸國華僑，接觸面比較廣泛，主要從事文化宣傳和統戰工作。
“此后，我的祖母、繼母、弟弟、妹妹最終也離開了上海，前往蘇北高郵我的外祖父家中居住，留下我只身一人在南洋模范中學初中部住校讀書。”
到1944年秋，周爾鎏從上海南洋模范中學初中畢業，回到高郵的繼母家，與數年前到達當地的祖母、繼母、弟弟、妹妹相聚，次年高郵收復。
“當時我在高郵縣中念高一，弟弟周爾鋆在高郵縣中念初中，常常看到國民黨的飛機低空掃射、轟炸，我的同學夏家振就被炸死了，在這樣危險的情況下，學校處于停頓的狀態，我后來去了縣文化館協助工作了一段時間。”
侄兒尋親流落上海街頭
周恩來秘密安排地下黨尋找
讓周爾鎏難以釋懷的是，他的父親周恩霔與繼母馬順宜夫婦兩人長期不和，家境十分窮困，不得不向哥嫂告急求救。周恩來當時就按長期在白區工作的習慣，以鄧穎超的名義：“托友人之便，寄上法幣伍萬元，以應燃眉之急。”
1946年四五月間，繼母因同父親感情破裂，遷怒于周爾鎏并將他趕出家門。“當時我遵照祖母的囑咐和安排，孤身一人從江蘇高郵回到上海，尋找七爸。”周爾鎏離開相依為命的祖母后，只身一人流浪上海，孤苦無依以至有時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居無定所。“所幸不久，當時素不相識的《文匯報》經理張振邦先生受七爸委托，幾經輾轉找到了我，張振邦先生的外甥賈大勤（后曾任農業部辦公廳主任）正是我的同學，且張先生的大兒子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時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當年七爸是通過什么途徑，才找到了如此妥當的聯絡人選，這也正說明了在七爸領導下我黨的地下工作是何等嚴密。張振邦先生把七爸在南京寫的信轉交給了我，信中主要內容是七爸要我去馬斯南路107號找陳家康先生（當時中共辦事處發言人之一）。”
1946年7月的一天，在陳家康的安排下，周爾鎏帶著寄住在馬叔昂舅父家的弟弟周爾鋆一起，見到了從南京臨時來滬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
七爸領上革命道路
兄弟倆入學“二野”軍政大學
1949年前三年，周爾鎏在上海的生活和學業都是由周恩來夫婦援助和安排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周爾鎏由國立高農畢業。當時，他的弟弟周爾鋆只有16歲，父親剛剛從解放區過來，在上海還沒有完全立足；舅舅是地主家庭出身，老家在蘇北高郵，解放后經濟來源少；加上父親和繼母離婚，所以父親和舅舅都來找他。因為周爾鋆繼續學習下去有困難，他們讓周爾鎏給弟弟尋找出路，讓他多多照顧弟弟。于是當年6月，周爾鎏帶著弟弟一同進入第二野戰軍的軍政大學學習。
周爾鎏回憶說：“在隨后數十年時間里，七爸對我的指導、教誨持續甚久從未間斷，周恩來平時工作最忙，而我是他花費大量時間培養、教育的親屬子弟，他所賜予的精神力量指引了我人生的方向，并成為我一生享用無窮的珍貴財富，而七爸更成為我一生中為人處世的導師與榜樣。為此，我飽嘗世態炎涼的坎坷成長歷程，也充滿了無盡的感動與溫馨。”
周爾鎏 畢業于天津南開大學，曾任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駐英使館文化參贊、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顧問、研究員，以及中聯部、文化部、對外文委司局級職務。改革開放以來，多有社會科學研究著作出版與文章發表，1980年主編出版《城鄉協調發展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計劃重點研究課題）。
周爾鋆 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曾任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功勛榮譽獎章獲得者、少將軍銜。兄弟倆都是高郵中學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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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二房、七房關系最近
周恩來留學得到二伯父資助
1939年，周恩來曾回祖籍浙江紹興，獲得周氏家族五世世系表，返回重慶后，交給堂弟周恩霔整理。建國后，周恩來的三弟周恩壽據此略有修訂。
據周爾鎏介紹，他的祖父周貽康，與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是嫡堂兄弟，分別屬家庭里的二房和七房。兩家不僅同時從紹興舉家前往淮安定居，而且同居一宅，位于淮安城中附馬巷七號，家人間關系親密，不分彼此。
周貽康是清末舉人，曾在江蘇巡撫陳夔龍處擔任總文案，進入仕途后，曾任直隸州的定州知州和鹽法道臺；民國時期，曾出任江蘇省督軍李純的顧問兼秘書。那時，他有比較穩定的收入，曾提攜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在身邊工作；周恩來當年出國留學，也得到二伯父周貽康的資助。在革命年代，周貽康夫婦及兒子周恩霔在京津、寧滬等地的住所成為周恩來的掩護寓所，周恩來曾多次在遇到危急情況時，到他家避難。周貽能當時更是常住他家，成為周恩來的秘密交通員。
周恩霔是“恩”字輩中最幼小的兄弟，比周恩來小10歲，“七爸因為常來我家，對我的父親言傳身教，愛護有加。后來，父親在七爸的影響下，也參加過革命工作。”
周恩來堂弟續弦高郵女子
抗戰爆發侄兒一家高郵避難
周恩霔一生結過兩次婚：原配蔡慶榮，祖籍安徽，家境出身為職員。她是一位美麗淑靜的少女，會彈鋼琴，并以流利的英語與人通信，還曾取英文名HeIen，約于1927至1929年在上海大同大學讀書時與周恩霔相識結婚，并育有一子，乳名愛寶，學名周爾鎏。
愛寶是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不幸遭遇喪子之痛后最早見到的周家嬰兒，故而對他鐘愛有加。而愛寶1930年底出生不久，生母便離開了人世。繼配馬順宜，是高郵開明士紳馬士杰的女兒。馬順宜與周恩霔也是在上海結的婚，育有一子一女，即周爾鋆、周爾美。
1938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時期，上海成了“孤島”。1939年1月，周恩霔撤離上海，取道香港等地直奔重慶，并由葉劍英協助安排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和國防部三廳，在郭沫若麾下工作。他所聯系的工作對象包括司法界、文藝界和歸國華僑，接觸面比較廣泛，主要從事文化宣傳和統戰工作。
“此后，我的祖母、繼母、弟弟、妹妹最終也離開了上海，前往蘇北高郵我的外祖父家中居住，留下我只身一人在南洋模范中學初中部住校讀書。”
到1944年秋，周爾鎏從上海南洋模范中學初中畢業，回到高郵的繼母家，與數年前到達當地的祖母、繼母、弟弟、妹妹相聚，次年高郵收復。
“當時我在高郵縣中念高一，弟弟周爾鋆在高郵縣中念初中，常常看到國民黨的飛機低空掃射、轟炸，我的同學夏家振就被炸死了，在這樣危險的情況下，學校處于停頓的狀態，我后來去了縣文化館協助工作了一段時間。”
侄兒尋親流落上海街頭
周恩來秘密安排地下黨尋找
讓周爾鎏難以釋懷的是，他的父親周恩霔與繼母馬順宜夫婦兩人長期不和，家境十分窮困，不得不向哥嫂告急求救。周恩來當時就按長期在白區工作的習慣，以鄧穎超的名義：“托友人之便，寄上法幣伍萬元，以應燃眉之急。”
1946年四五月間，繼母因同父親感情破裂，遷怒于周爾鎏并將他趕出家門。“當時我遵照祖母的囑咐和安排，孤身一人從江蘇高郵回到上海，尋找七爸。”周爾鎏離開相依為命的祖母后，只身一人流浪上海，孤苦無依以至有時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居無定所。“所幸不久，當時素不相識的《文匯報》經理張振邦先生受七爸委托，幾經輾轉找到了我，張振邦先生的外甥賈大勤（后曾任農業部辦公廳主任）正是我的同學，且張先生的大兒子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時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當年七爸是通過什么途徑，才找到了如此妥當的聯絡人選，這也正說明了在七爸領導下我黨的地下工作是何等嚴密。張振邦先生把七爸在南京寫的信轉交給了我，信中主要內容是七爸要我去馬斯南路107號找陳家康先生（當時中共辦事處發言人之一）。”
1946年7月的一天，在陳家康的安排下，周爾鎏帶著寄住在馬叔昂舅父家的弟弟周爾鋆一起，見到了從南京臨時來滬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
七爸領上革命道路
兄弟倆入學“二野”軍政大學
1949年前三年，周爾鎏在上海的生活和學業都是由周恩來夫婦援助和安排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周爾鎏由國立高農畢業。當時，他的弟弟周爾鋆只有16歲，父親剛剛從解放區過來，在上海還沒有完全立足；舅舅是地主家庭出身，老家在蘇北高郵，解放后經濟來源少；加上父親和繼母離婚，所以父親和舅舅都來找他。因為周爾鋆繼續學習下去有困難，他們讓周爾鎏給弟弟尋找出路，讓他多多照顧弟弟。于是當年6月，周爾鎏帶著弟弟一同進入第二野戰軍的軍政大學學習。
周爾鎏回憶說：“在隨后數十年時間里，七爸對我的指導、教誨持續甚久從未間斷，周恩來平時工作最忙，而我是他花費大量時間培養、教育的親屬子弟，他所賜予的精神力量指引了我人生的方向，并成為我一生享用無窮的珍貴財富，而七爸更成為我一生中為人處世的導師與榜樣。為此，我飽嘗世態炎涼的坎坷成長歷程，也充滿了無盡的感動與溫馨。”
周爾鎏 畢業于天津南開大學，曾任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駐英使館文化參贊、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顧問、研究員，以及中聯部、文化部、對外文委司局級職務。改革開放以來，多有社會科學研究著作出版與文章發表，1980年主編出版《城鄉協調發展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計劃重點研究課題）。
周爾鋆 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曾任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功勛榮譽獎章獲得者、少將軍銜。兄弟倆都是高郵中學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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